唐代女性服饰在不同社会BOB官方网站活动中呈现出怎样的基本特点?

  bob综合APP下载唐代女性服饰伦理在活动、民族宗教、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四个领域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其伦理功能深刻而广博,在“礼”与美的结合中实现了为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传承了民族文化的精神根脉,但受时代的局限性学者们对此评价褒贬不一,但其跨越时代的精神文化价值,对解决当代服饰伦理问题有着长远的借鉴意义。

  孔子强调“正名”,名分制为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名”指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身份位置,“分”是指处在该身份的人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和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名分制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要“名”与“分”相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国家制定了系统的典章制度,通过制度的形式将等级规范推行到不同阶级的人群之中,使人们各按名份,各处其位,各尽其职,以达到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和谐。

  在礼仪制度的约束下,唐朝的服饰制度也要各安其位,妇人的服饰参考丈夫的官职等级来穿衣,不同等级间的服饰色彩、面料、花纹、配饰都有严格的划分,上可通下,下不得越上。平民百姓与阶级贵族间的物质条件差异也体现出了服饰伦理的贵贱有别,贵族衣着奢侈华丽,劳苦百姓身披粗陋葛麻,服饰将人与人之间的尊卑贵贱关系外显化,社会各阶层人民各衣其服。在唐代家庭中女子凶服、吉服的穿戴,受家庭伦理关系的制约,也强调了等级、亲疏、贵贱的区别。女性服饰在宗法制的背景下,整体呈现出了对“亲亲,尊尊”原则的服从。

  服饰的物质形态蕴藏着伦理的道德内涵,伦理的价值共识通过服饰表现出来,儒家伦理体系以“仁”为核心展开,他提倡了个人对自己本性的提升,也强调了人在社会关系中,要按照仁的标准去规范自己的德行,才能达到理想人格,为了实现“天下归仁”的统一,借以“礼”的维护,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和谐,教化、育德人民价值观的目的。

  唐代女性的服饰艺术,可谓是中国服装史中璀璨绚烂的一页,女性服饰的发展之所以敢于挑战传统,不被拘束,这与社会文化三教并流有关,统治者建立了一个儒道佛兼容并蓄的文化场,让伦理文化在冲突挑战中达到圆融贯通。

  在唐代三百多年的统治中,由于统治者在不同统治时期手段的差异,对文化重视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道家的创始人李耳与李家同姓,所以唐统治者将老子看作先祖,借以抬高自己门族的地位,因此极力崇尚道学。中国古代社会儒家一直处于正统地位,道学中虽推崇虚静淡薄,但也并不排斥实有;崇尚返璞归真,但不抛弃人生;宣扬无欲无为,但不反对有为,因而从实有、人生、有为中,可以找到与儒家相契合之处,通过道家有无相生、无中生有的桥梁,把道家“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中的“有”与儒家崇尚人生实有的“有”衔接在了一起,因此在手段上推行儒家的有为之治,在哲学领域中推行道家的清净无为,在文化上宣扬儒家伦理思想,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共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治。

  唐朝对佛教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武后掌权时期,声称佛道并重,但实际上把佛置于了首位,佛教能兴起的原因在于道佛二家在哲学思想上也有共通之处,佛教主张“虚静生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思想境界,这个“空”与道之无为的“无”哲理相契合,它们都追求了一种顺其自然、宁静致远而又蓬勃有力的生命境界,因此,唐代的伦理文化就是奠定在三教互通“有”“无”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相通于一个“圆”实现了文化的圆融、圆通,让佛学之“空”、道学之“无”、儒学之“和”在唐朝社会背景下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在人类社会的蒙昧时期,服饰在于发挥起蔽体、御寒、防止外侵等实用性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将国家和社会意志赋予在服饰之中,借以服饰作为符号表现出来,因此服饰的伦理功能与审美功能得到了加强。服饰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休戚相关,因此在任何时候,服饰审美观念的变化根本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

  唐朝女性服饰的发展极具张扬富有个性化,在初唐、盛唐、中晚唐时期都呈现出了不同风采,女性服饰的审美意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初唐时期,社会经济面临重建,服饰造型方面追求自然、清新之感,人们多选择自然界中的色彩和图案作为服饰设计的来源,比如当时的女性流行穿着荷叶绿色的襦裙,化鹅妆容还有眉毛也化作新月状。

  盛唐时期,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面对富足安稳的社会环境,服饰审美走向以丰满为美、以开放为时尚,“袒露装”的盛行呈现出了一种华丽自信之美。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这一转折点给唐王朝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一改往昔的浪漫自由情怀,对生活的前景充满了空虚与彷徨。此时的唐人将内心的忧愁苦闷寄托在了艺术领域,女性服饰的审美风格开始向求新立异转变,甚至这时女性的装扮出现以丑、以怪为美的怪诞审美,这实质上是女性借以此对社会动荡的愤懑之情发泄表达的表现。

  服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传承了民俗生活中的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和精神内涵,民俗中的服饰文化蕴含着一个民族、地区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观念,因此很多穿着习惯都是约定俗成的。

  唐代女性民俗服饰中隐含着促进人伦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核心“天”的内容,在诸子经典中可分为两个维度来诠释,一个维度为自然意义的“天”,就是我们常说的“天空”、“自然”、“自然界”等意义范畴,在这个范畴中建构的“天人合一”,一方面“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另外也强调了人要依靠自然界的供给,一切实践活动要合乎自然界规律,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交融。

  唐代传统节日民俗从时间上来看,是以农时周期为核心的自然历法时间结构,是敬畏天地的表现。任何节日习俗服饰都是参与其中的一部分,岁时丰收、婚嫁庆典等节日蕴含了人们对天地万物的崇拜与信仰,是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另一个维度的“天”讲究了主客体的统一,将物与我精神一体化。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即尽心才能知性,知性则可知天,所以天又落实在了心性上,达到心、性、天的统一,因此儒家常将自然比作善的,是为了与人的道德修养相连。

  道家则把自然看作人的完全自由,人与万物浑然一体,与宇宙生命共韵律,让生命同宇宙万物一样生生不息、游刃有余。在节日民俗的精神中,百姓自发的对神灵和天地产生的崇拜、祭祀等活动仪式,也透露出整个个体生命的完善、更新、传承等意义,是“天性”与“人性”的相契,潜移默化的促进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传承了民族文化的精神根脉。

  总之,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也渗透着仁爱的理念,承载着维系人伦和谐的使命,人们在游玩观赏的民俗活动中,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流;在喜庆团聚的节日中,表现了亲人间的人伦情怀;在祭祖活动中,表达了对天地的敬畏以及对亡亲的缅怀。人们在各种节日体验的循环中,加深了自己的人伦意识和礼仪规范,起到了无形的约束的作用。